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许明由著名文学理论家钱中文和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一辑六种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胡经之《文艺美学论》、孙绍振《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张少康《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和朱立元《理解与对话》，从各自不同角度概括了作者二十年来研究中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创见。在6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发式上，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寄来书面发言，在京著名老、中、青学者钟敬文、陆贵山、陈传才、李思孝、陈熙中、王先霈、杜书瀛、程正民、蓝棣之、吴思敬、王一川、王岳川、许明、党圣元、王宁、陶东风和黄卓越等出席并发言。
这套丛书是对近二十年文艺理论建设的历史性总结。沙里淘金，太有必要了。这里着重谈我阅读钱中文先生《新理性文学精神论》的一点感想。我以为，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的评价标准，一是不能偏离开原先的学术基础，二是与国内外最新的水准和前沿相参照，这就叫看待事物的历史眼光。以此来衡量，钱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其实做了两件工作。第一件是对学科史的梳理。我佩服这位成名专家在这个浮躁年代做着这样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钱先生眼光所及，当代西方及俄苏文论、中国文论中的各个流派，无不一一扫到。正是这种细致的、心平气和的梳理，使学术前沿自然地凸现出来，也使钱先生的研究随着岁月的演进而推进，保持着无法磨去的科学探究的锐气。他提出和论证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观点，为他后来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树作出了很扎实的理论铺垫。第二件工作是积20年之探索，在文艺学基本理论建设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提出了“新理性文学精神论”。面对各种新旧文学观念的冲击，他感到必须用一种新的思想，也即现代意识与理性精神，来阐明文学问题。从1984年开始到1997年，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构成了一个学术思想和理论发展的长链，并一步一步地围绕核心问题给出了结论。由学术史论述作为支撑，由论题本身的发展逻辑作为思想轨迹，钱先生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推进了一小步”（钱中文语）。由于基础厚实，这“一小步”由不被人理会到无法回避，由在文化喧嚣中孑孑独立到人们不得不正视，这正是科学发现的魅力和理论创新的力量。钱先生的以学术进步为目标的探索，为使文艺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提供了一种治学方法上的启示，从而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
二十多年前，一批年过不惑的中年学者勇敢地向“文革”遗留的理论禁区和荒野展开突击，在他们英气勃发的先锋姿态后面，涌动起新时期文学理论变革主流。由钱中文和童庆炳两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第一辑6部，正是这次胜利的进军的结晶，堪称新时期文学理论主流的一座丰碑。作者们多出身于30年代，以自己人生中最宝贵的中年年华浇灌成这座文论丰碑。这座丰碑如果要镌刻一个名字，那就是：中国文学理论的美学化和学理化历程。首先是文学理论的美学化。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面对庸俗社会学正统，这批学者高举“美学”大旗展开突击。钱中文先生的“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是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等命题，童庆炳先生关于“文学审美特性”和“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的持续探索，胡经之先生对于“文学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崛起”论，张少康先生的“古典文艺美学”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展示出基本的美学视野。他们关于文学的本质和特性是“审美”的命题，有力地冲击了庸俗社会学的樊篱，把中国文学理论从机械的非人性的政治漩涡中带到了充满人性的审美的诗情画意地带。由此可以看到这批著作的一个鲜明的共同特色——这就是文学理论的美学化，或美学化的文学理论。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美学化进程，中国文学理论就还会在庸俗社会学漩涡中徘徊。今天诚然可以冷静地反省这种美学化所付出的代价，但必须首先肯定这一进程的巨大历史功绩。在此之前，从世纪初到50年代“美学热”，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等学者曾经在不同的年代里从不同角度作出过文学理论的美学化尝试，但只是到80年代，由于以这批中年学者为主体的学者的急流勇进，这种美学化进程才得以完成其大业。于是，美学化的文学理论，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理论的最重要成就、特色和品格之一。其次，文学理论的学理化建构，是这套丛书的另一鲜明特色。从8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学者们面对中国文化界的巨大转变，把对文学理论的美学沉思转化为更为深沉的学理化建设。学理化，也称学术化，要求文学理论进一步摆脱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直接干预，探索并建立起属于自身的相对独立的学科规范和学科体系。正是这种学理化探索，使得80年代以来的美学化成果获得巩固、沉淀和扩散。作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长，钱中文先生的具有“新理性精神”、“现代性”和“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主张，体现了自觉的和具有远见卓识的学科建设构想，代表了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自主选择。而作为高校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教育家，童庆炳先生在撰写和主编的《文体和文体的创造》、《文学理论教程》、《文学理论要略》、《文学概论》和“文体学丛书”、“文艺新视角丛书”等一系列著述中，不仅着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特色和品格，而且力求把这种探索和建构转化为大学本科生、成人自考生和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体系，以他的思想为核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文学理论人才，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谓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胡经之先生早在80年代初期就倡导创立“文艺美学”学科，到90年代更是力求把文艺美学学科探讨同对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孙绍振先生对文学“结构”、“逻辑”和“辩证法模式”等的思索，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著述，朱立元先生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等，都展现出严谨、求实和创新的学理化精神。他们的著述和相关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学理化进程。今天，这种美学化和学理化文学理论已经和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界的一种宝贵的现代性传统，成为走向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创新基点。
钱中文主张“新理性”和“人文精神”，很好。这不同于“非理性”、“旧理性”，我的观点与他比较接近。童庆炳、胡经之、孙绍振。张少康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传统，作了很好的探索。整套丛书是高品位的。但丛书有一个缺点：缺少年轻的学者的著作。建议应该有三、四十岁左右的学者加入进来。
我首先向两位主编、各位作者和出版社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这套丛书编得非常好，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编辑思想上，视野开阔。主编及各位作者着眼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学建设，既是对近二十年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回顾，又是新世纪文学理论的前瞻。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丛书显示的实力会越来越清晰。第二，六位作者都是当代大师级人物或大家，在文艺学基本理论上都有创新、推进。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童庆炳先生的“文学审美特征”，胡经之先生的“文艺美学”，孙绍振先生的“逻辑”、“结构”，张少康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都有很高的学术“含金量”。第三，编辑上经过精心设计，展示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论建设的实际风貌。把新时期文论放在整个二十世纪大背景中去，显得大气磅礴，气势不凡。正文的选择和编排很好，围绕一个主题或中心展开论述。每个专家的自序写得也很认真，作者小传、发表论文目录、及社会反响等背景材料都很好，本身就构成每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为研究者提供非常好的资料。第四，丛书在当前世纪初推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我这里想到三点：首先，有助于回顾20世纪、尤其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状况；其次，有助于回答当前文艺理论和创作中的问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有助于推动对于文艺理论家的研究。
由钱中文和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是中国当代文论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总体实力和水平。丛书立足于文艺学思想的创造和价值重建，集中体现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家与旧观念艰难拼搏的踪迹。我们能够在这二十年理论风雨中逐渐走出独断论的话语框架、以更加开放的精神谈论当今各种不同思想和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批具有探索勇气和创新意识的理论家艰苦努力的结果。这套丛书的意义在于：第一，为当代文学理论史和史料史的整理和出版，为进一步撰写二十世纪学术史打下了基础；第二，具有学科范式转型史的意义，即从政治的和社会的中心转向文学的和价值的中心；第三，注重新世纪文学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学实践的阐释问题，并启示新世纪中国文论；第四，将中国文化和文学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达到群体性的思考和个体性思考的统一，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化研究的统一。由此，我认为这套书对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总结和启示意义。
这六部著作代表了我国新时期文艺理论研究的具体成果。它们是这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燎原之势”的一个具体代表。这使我获得两点启发：第一，有助于中国特色的文艺学体系的建立。中国文艺学话语不少，但好多是拾人牙慧，处于“无声”状态。我们应该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二，有助于建立多元共生的文艺学局面。文艺学的发展需要有更大的包容性，让各种学科共同发展。如马列文论，“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就值得深入研究。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大事件。毫无疑问，“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是在一个非常的时期出版的：经济全球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考察，文化进程有两个极致：其一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以来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东渐，并迅速在与东方的竞争中居优势，而另一极则始于更早先的中国的丝绸之路的西进以及东学的西渐。对这一复杂的现象我们应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当代，则首先意味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价值标准向全世界的扩展。但是，它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也受到文化本土化势力的抵制或牵制而步伐变得缓慢。对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一方面要正视全球化这一经济现象，另一方面则对之反其意而用之，以便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介绍到全世界。就这一点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是非常及时的，它将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世界进而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将以其扎实的研究实绩向世人表明，我们中国的文学理论并未陷入“失语”的状态，而只是发出的声音微弱了一些。如果我们以此套丛书的出版为契机，大力在国际文论界弘扬中国文论及其美学精神，那么中国文学理论的走向世界就不会是一句空话。
从丛书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代表性理论家已具备了与西方文论家对话的能力。钱中文先生对“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等，是比较系统、深刻的，有独到见解，可与西方理论家们对话。童庆炳先生的成果也可以同西方理论家对话。我从孙绍振和张少康先生的著作看到了另一个问题，近二十年来一些理论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个性。平常没有深入地看，但这次很鲜明。孙绍振的一些文章，很有理论个性。常常从习惯思维中走出，这与他对创作、文艺实践的深入研究分不开。张少康先生对我国文艺理论的传统性的研究有比较深入的开拓，比较深入的拓展，为21世纪文学理论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这些研究成果也为我们与西方文论家对话、交流，显示独特个性，打下坚实基础，所以意义重大。
这套丛书首批六部都是论文集，不是专著，这很好。社会上有种不正确的看法，似乎论文集没有什么看头，专著才有学术价值。而我恰恰看重论文，而不是专著。有些专著往往水分很多，为了形成体系而把观点冲淡了。而论文集很结实，每一篇都很结实，很耐读。这种论文集比有的专著体现出更大的价值，或更大的含金量。现在社科院评职称，也已开始注重质量，用一篇质量高的专著或论文参加评审，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看重专著及其数量。质量很高的论文结在一起不比专著差。我很赞赏这一点。
钱中文先生和童庆炳先生是当前国内文艺学界最具权威性、并对该学科发展起有最重要作用的两位学者，又分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正、副会长，这次出面连袂主编《新时期文艺学建设丛书》，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丛书具有个人自选集的性质，由前一、二两辑所选目录看，在整体上形成了大致可称为学科“元老”派的实力方阵。从已显示的规制看，丛书具有明显的学科总结性质。新时期无疑是人文学科领域中吸摄世界学术经验最为迅速、反应现实变化最为敏感、构建观念体系能力最强的一门学科，文艺学既有立足于学科建设的一面，又实际上于功能上有远为超出学科的一面，即对社会的精神史、观念史、思维史等的改造与塑型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并给世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均反映在所选的多人文章中，就此意义上言，丛书既是一个了解二十年来文艺学学科发展的窗口，又可借此窥见由文艺学批评文本折射出的二十年来知识界理性生活的运行轨迹。单纯以学科内部来说，阶段性学术总结十分必要。在这方面，文艺学学科所作的工作相对显得较为薄弱，这可能与学科特点有关，即敏于思想的推进，思想变异性强。在此前虽然也有过少数带有总结性的举措，但就我之见，仍远为不够。而这套丛书立意在于总结，主要以原始文件的罗举为主，从一个侧面描述出了新时期以来该学科发展的概貌，加之在体例安排的一些附件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因此很有参考价值，为今后总结性工作的开展带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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